由导言一,可见国防经济学的原则是最旧的。而世界上最先发明这个原则的还是我们的祖宗。可是这个发明,也是经过了一场惨痛的经验,几度的呼天泣血,困心横虑,而后增益其所“不能”的。这就是孟子说的大王事獯鬻。讲尽了外交手段,竭尽所能的珠玉皮币,结果还是“不得免焉”。所谓“穷则通”,因此想出一个又能吃饭,又能打仗的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到了后来,周公又把这方法扩大了,一组一组的派出去殖民(封建),建立华族统一中夏的基础。一线相传,经过管仲、商鞅、汉高、魏武,一直到曾国藩、胡林翼,还能懂到强兵必先理财的原则。(《读史兵略》第一卷《卫文公》章下胡林翼的唯一批语)
从导言二,可见这个原则又是最新的。欧洲以前最肯研究兵事的德国也不知道。研究经济学的也不明白。到了战胜之后,凡尔赛会议的世界大政治家,还是不知道,所以国联盟约里,要想用经济绝交的手腕,来维持和平。乔治克里孟梭[1]在一九一九年还要抄一八〇九年拿破仑失败的老文章。殊不知经济绝交,只能用之于战时,不能用之于平时。因为人们可以禁止他斗争,而不能禁止他生活。但是能够生活,就能战斗。战斗与生活是一件东西。德国之复兴,意大利发展之可能性,都是根据这原理,而同时却是受国联盟约刺激而来。
但是要想解决中国当前的国难问题,复古也不行,学新也不行。还是从新古两者中间再辟一条路。如今且从世界全体状况来说起,所谓国力的原素(战斗的与经济的是同样的),可以大别之为三种:一曰“人”,二曰“物”,三曰人与物的“组织”,现在世界上可以分为三组:
第一组三者俱备者,只有美国。实际上美国关于人及组织方面尚有缺点。所以美国参谋总长发过一句牢骚话说:“如果开战我们要把那些破烂钢铁(就指现在的军实)一起送到前线去,让他去毁坏,只教能够对付三个月,我们就打胜仗了。”这句话的意思,是表示他国内物力(包含制造力与原料)的充足,而因为商人经济自由主义太发达,政府无法统制,不能照新发明改进。所以说人及组织上有些缺点。但是这个缺点,有他的地势,并制造方之伟大,人民乐观自信心的浓厚,补救得过来。
第二组是有“人”有“组织”而“物”不充备的,为英、为法、为德、为意、为日,以及欧洲诸小邦。这里面又可分为二种:第一种如英如法,本国原料不足而能求得之于海外者。物的组织长于人的组织。第二种如德如意,原料根本不够,专靠人与组织来救济。
第三组为有“人”有“物”而组织尚未健全者,为俄。
今日欧洲人所劳心焦思者,重点偏于物之补充,所谓基础武力Force Potentielle者,即是此义。至于人及组织之改善,要皆由于物之不足而来。故若将今日欧洲流行之办法强以行之中国,其事为不可能,抑且为不必要。
盖今日之中国亦处于有“人”有“物”而组织不健全之第三组,而中国之生死存亡之关键,完全在此“组织”一事。此在稍研究德法两国历史者皆可知之。菲列德、拿破仑军事行动的天才,不过为今日战略者参考之具,而其行政系统之创造保持,则迄今百年,而两国国民实受其赐。德国之外患经两度,法国之内乱经四度,皆几几可以亡国,而不到二十年即能复兴者,此行政系统之存在故也。故中国不患无新法,而患无用此新法之具,譬如有大力者于此,欲挑重而无担,欲挽物而无车,试问虽有负重之力,又何用之?
今日中国行政范围内未始无系统之可言,如海关,如邮政,确已成功一种制度;虽不敢谓其全善,但较之别种机关,已有脉络可寻。故今日欲谈新建设,则内而中央,外而地方,皆当使一切公务人员有一定不移之秩序与保障,此为入手第一义。
我说中国最没出息一句流行话是“人亡政息”(这一句话是战国时代以后造出来的,孔子不会说,孔子时代是政息而人不亡)。天天在那里饮食男女,何至于人亡?政治原是管人,人亡而政可息的政,决不是真正好政,像一大群有知识的人,内则啼饥号寒,外则钻营奔走,而负相当职务的,又时时不知命在何时,谁还有心思真正办事?
官吏有了组织,在国家说来,是政府保障了官吏。在个人说来,实在是官吏被质于政府,他的生命财产名誉一辈子离开不了他的职务,然后政府可以委任以相当责任。德人有一个专门名词,名曰“勤务乐”,这个勤务乐是与责任连带而来。若如现在的一个衙门的公事只有部长一人画稿负责,这勤务乐就永久不会发生,而且一定弄到事务丛脞。拿了这样朽索,来谈今日世界的物质建设,可以断定三百年不会成功。
官吏组织不过是最小条件,现在要谈全国的社会的组织问题,则范围更大而深刻了,原来中国现在还脱离不了农业生活,而农业生活单位组织的家庭制度,已经破坏无余。周代的宗法,财产传长子,是农业的标本精神(日本现在民法还是如此,所以新兴的知识阶级都是次男)。不知几时发生了平分财产的习惯,一个较好的中农阶级经不上二代就把他的土地分得不成样的零碎。不仅如此,一个家如有两个兄弟,不是互相推诿,就是互相倾轧(德国从前有限制分地法,因为德国民法也是平均分配于子女,所谓两马劳作单位,是农田以两个马一天所能劳作的范围为最小单位,此单位不准分割)。
所以到今日,先生们有的还在那里攻击礼教。有的还在那里想维持礼教。其实一只死老虎,骨头已经烂了几百年。一个还要寻棒来打它,一个还要请医生来打针,岂非笑话?
不过人类总是有群性的,而经济生活总是由彼此互助而发展,这里面本有天然的组织性。如果仔细考察,就可发见新组织的办法。这种办法不外乎两条路,而应当同时并举。一条是地域的组织,一条是职业的组织。
农民之爱土地,可说是爱国心的根苗。土地依天然之形势,自有其一定之区划,顺其自然之势,而国家所注重者,只在这许多个重要的神经结。这个神经结在军事上名之曰战略要点。然同时又必为经济中心,在中国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,这几个神经结,应该由中央直接管理,而其余的地方不妨委之于地方自治,而中央为之指导。自治之单位应从地方之最小单位起,而提倡每单位间之共同利益,及单位与单位间之互助,为政府指导之大方针。
职业的组织应以固有的同业公会为基础:(1)凡业必有加入公会的义务。(2)业必须由国家分类,其数不可过多。(3)公会办事员应由同业选举,而秘书长应由中央选任。(4)各地秘书长应隶属于国家最高经济会议。
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”,我们现在这个“器”还不曾完备,而即刻想直抄外国的蓝本,必至有其名无其实,而地方会发生种种危险。但是经济与国防两件事是天然含有世界性的,所以件件又必得照外国方法做。又要适于国情,又要适于应付世界,这中间有俟乎所谓“组织天才”,中国的管子、商鞅,外国的菲列德、拿破仑,就是模范。
[1] 即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乔治·克列孟梭——编者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