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言二 塞克脱将军与佛兰克教授之问答(二)

因为事前有相当准备,所以谈话时间虽少,却能集中于一个问题。居然得了许多我从前所不知道的材料,和事实进行上的要点,如今为便于读者计,只能把他们的话,综合起来,作为我个人的叙述。

天才家,能从现在的事实里找出一条理想的新路的,在中国有曾国藩的办团练兵即军事经济双管齐下的办法。在德国,亦可谓无独有偶的有一位菲列德大王[1],与曾氏的办法却不谋而合。他第一天即位,就开库济民。有人说他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(其实这不是现在人所谓东方文化,这是一种农业文化,中欧当时完全是农业社会,所以对于中国哲学容易感受)。在中欧诸邦君间,能懂得“百姓足,君孰与不足”的道理。他的军队以佣兵为基础,而且佣的是外邦兵。因为普鲁士人口当时不过二百五十万,而军队倒有八万多。如果将邦内的壮丁当了长期的兵,就没人种田,结果会闹成军饷无着。

因为佣的是外邦人,所以他在军事教育上发明了“外打进”的教育法——(孔子教颜渊以非礼勿动目的?)就是从外表的整齐严肃,以浸润之,至于心志和同。军事有了办法,他随时注意到国富之增加。传说他想种桑,种棉,以土性不宜未能成功。所以七年战争除得了英国若干补助外,对俄、法、奥四周包围形势下的苦战,而国民生活还能维持过去。佛兰克于此,特别注意说:“你要知道,菲列德的军事经济调和法,虽则现在全变了,但是他还留下一件真正法宝,为德国复兴的基础。这就是官吏奉公守法(精神与组织)的遗传。有了这个正直精神,所以今天敢谈统制经济。”当时君民较亲,官吏中饱之弊,肃清较易。不过他能将此精神,应用到法律的组织上,如制定退伍恩给之类,所以不至于人亡政息,而能遗传下来。

英雄的遗产,是不容易继承的。可是不能怨英雄,只能怨自己。习惯老是引头脑走旧路,而忽略了当前事实的改变。法国革命了,拿破仑出来了,带了一群七长八短的多数民军,到处打胜仗。在普国军官看了十分奇怪。因为拿破仑也得到别一种的军队教育法,叫做“内心发展”。只须有爱国心,有名誉自尊心的法国成年男子,个个是勇敢的兵卒,帽子不妨歪带,军礼不必整齐,他的精神,恰恰同普军相反。不是“外打进”却是“里向外”。这个不整齐的法国民兵,数目上可比普鲁士大得多。

既然要多,那么佣兵是最不经济,而征兵是最经济的了。所以在也纳[2]吃了大败仗以后,却隆霍斯脱遂确定了义务兵役制。

近世经济改革之原动,起于轮船铁路。拿破仑看不起轮船,毛奇却深深地把握着铁路。他的分进合击的战略原理,有铁路做了工具,竟是如虎添翼。七礼拜解决了普奥问题,两个月到了巴黎,完成了德国战略的速决主义。谁知这个速决主义,又害死了人。

因为偏于速决主义,所以许多军事家想不到国民经济在战争上占的怎样位置。但是当时一般经济学家对于国民经济观念之不澈[3]底,也是一个原因。

当千九百八十七年[4]间摩洛哥发生问题的时候,德国态度很强硬。英法两国,却暗中联合各国将商业现金存在德国银行的,尽量一提。这时德国中央银行没有预备,遂发生了恐慌。有人说德国态度因此软化,这可以说欧洲大战前,经济战争的预告。

在这时期中,德国参谋本部出版的《兵学季刊》中有一篇《战争与金钱》的研究(此文我于民国五[5]年为解说孙子作战篇起见曾经译出,托《东方杂志》发表,不幸的遭了奉璧,所以始终没有与社会相见。亦可见当时的人们对此不很注意)。后来又有一篇《战争与民食》研究。偌大一个兵学研究机关,于范围最广阔,事件最深刻的经济问题,战前只有一篇论金钱一篇论粮食的文章讨论到战时经济。民间的经济家也只有一位雷那先生的《德国国防力的财政动员》。

到了八月一号宣战,八号赖脱脑就提出统制原料的建议于政府。在军政部内因此添设了一个资源局,但是内务部却拒绝了。理由是军事所需的原料,已由军部与商人订约承包,到期不交要受罚的(赔钱),现在统制原料反可使社会不安。那里知道封销政策成功,有了现金,还是买不了东西。可见当时以世界经济市场为根据的头脑,对于战争的新经济事实的观察,是如何谬误。

慷慨就死易,从容赴义难。义务兵役制,实行了百年,说国家可以要人民的命,人民是了解的;世界市场,商业经济之下,说国家可以要人民的钱,可是人民不容易了解。

军事范围扩充到民生问题,而内政上就发生了许多扞格。战事进行中防市侩之居奇,于国民生活必需品,政府加以一定的价格,不准涨价,这是正当的;但是军需工艺品是目前火急所需要,军部却不惜重价的购买。其结果,则工厂发财,农民倒运。多数的农民,投身到工厂去,轻轻地、暗暗地把土地放弃了。经济生活,根本的动摇了,社会的不平衡一天重似一天,而百战百胜的雄师,遂至一败涂地。

事实转变太快了,人的脑筋跟不上。可是佛兰克教授,还是拍膝嗟叹地说,“咳,不患寡而患不均!”

经过了这场创巨痛深的经验,才渐渐的成立了国防经济的新思想。此种思想,如何而能按照实际发生有效的能率,是为《国防经济学》第一篇所发的两个问题,即是国防经济学的成立之基础。

(一)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,即是国防经济学的本体。

(二)经济是一件流转能动的事实,所以从事实上求当前解决方法,是治国防经济学的方法。

不过这种学问,在德国来说,又另有一种意义,因为大战以后,德国国力,整整损失了三分之一。这三分之一的力量,又一律加到了敌人方面去。德国民族要想自强,正要从不可能中求可能,人家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但在德国“无米”已成了不动的前提,而生存的火,如果不炊,就是灭亡。所以有米要炊,无米也要炊。说也奇怪,绝处自有生路。他们的方法大概可分为两种:第一,用人力来补充物力。没有地,用义务劳动来垦荒。没有油,用化学方法来烧煤。乃至橡皮肥料等种种。第二,用节俭来调剂企业。没有牛油,少吃半磅,没有鸡子,少吃一个。可是五千万造炼油厂,七万万造国道,却放胆的做去。照普通经济学说来,有些违背自然原理。但是比俄国没收农产物,到外国来减价出售,以换取现金,购买五年计划的机器,还算和平得多啊!


[1] 即腓特烈大帝,下同——编者注。

[2] 即维也纳——编者注。

[3] 同“彻”——编者注。

[4] 有误,应为1906年——编者注。

[5] 民国元年为1912年,以此类推——编者注。